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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脫亞論》 《時事新報》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林思雲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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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來,西洋文明之風逐日東漸。其所到之處,就連青草和空氣也被此風所披靡。大致說來,雖說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沒有多大不同,但他們的舉動在古代較為遲鈍,而今天變得活躍起來,無非是利用交通這個利器的緣故。對於東方國家的當務之急來說,此文明的東漸之勢十分強勁,如果下定決心來阻止它的話,這樣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觀察當今世界的現狀,就會發現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與時俱進,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嘗文明的苦樂,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樣。眼下東京的麻疹最初是從西部的長崎地方向東傳播,並隨著春暖的氣候逐漸蔓延開來。此時即便是痛恨該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禦它的話,又有可行的手段嗎?我確信沒有這樣的手段。純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勢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當前不但不應阻止文明,反而應盡力幫助文明的蔓延,讓國民儘快沐浴文明的風氣,這才是智者之所為。

  西洋近代文明進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間的開國為開端,雖然國民漸漸明白應該採用西洋文明,氣氛也逐漸活躍起來,但在通往進步的大道上,卻橫臥著一個守舊衰老的政府(這裏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譯者注)。應該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話,文明是絕對進不來的,因為近代文明與日本的陳規舊套勢不兩立。而要擺脫陳規舊套的話,政府也同時不得不廢滅。如果試圖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國的獨立也不能保證,因為世界文明的喧鬧,不允許一個東洋孤島在此獨睡。

  對此,我們日本的有識之士,基於“國家為重”、“政府為輕”的大義,又幸運地依靠帝室的神聖尊嚴(這裏的帝室指天皇――譯者注),斷然推翻舊政府,建立新政府。國內無論朝野,一切都採用西洋近代文明,不僅要脫去日本的陳規舊習,而且還要在整個亞細亞洲中開創出一個新的格局。其關鍵所在,唯“脫亞”二字。

  雖然我日本之國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這裏的支那指中國――譯者注),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自古以來受亞細亞式的政教風俗所薰陶,這與我日本國並無不同。也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也許是儘管大家都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之中,但在遺傳教育方面卻有不盡相同之處。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這兩個國家一樣,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不思改進之道。

  在當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對文明的事物不見不聞是不可能的。但僅僅耳目的見聞還不足以打動人心,因為留戀陳規舊習之情是千古不變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異的交鋒場上論及教育之事,就要談到儒教主義。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來看,這兩個國家在今日文明東漸的風潮之際,連它們自己的獨立都維持不了。當然如果出現下述的情況的話,又另當別論。這就是:這兩個國家出現有識志士,首先帶頭推進國事的進步,就像我國的維新一樣,對其政府實行重大改革,籌畫舉國大計,率先進行政治變革,同時使人心煥然一新。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那麼毫無疑問,從現在開始不出數年他們將會亡國,其國土將被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樣流行的文明開化時,支、韓兩國違背傳染的天然規律,為了躲避傳染,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裏,閉塞空氣的流通。雖說經常用“唇齒相依”來比喻鄰國間的相互幫助,但現在的支那、朝鮮對於我日本卻沒有絲毫的幫助。不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來看,由於三國地理相接,常常把這三國同樣看待。因此對支、韓的批評,也就等價於對我日本的批評。

  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對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

  打個比方,屋院相鄰的村莊內的一群人,在他們出現無法無天的愚行而且殘酷無情的時候,即使這個村莊裏偶爾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會被他人的醜行所淹沒。和這個例子一樣,支、韓兩國的影響已成為既成的事實,間接地對我外交產生了障礙,這樣的事情實際上並不少,可以說這是我日本國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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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日本金谷讓先生提供《脫亞論》原文,並對拙譯提出重要的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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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簡介及脫亞論分析

福澤諭吉簡介(1835~1901)Fukuzawa Yukichi

  日本明治時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教育家,一個有淵博知識、過人眼光、非凡膽識的,將思想與行動完美結合的大學者;慶應義塾創始人。

  1835年 1 月10日生於大阪,卒於1901年2月3日。自幼學習漢字,受儒家思想薰陶。1854年赴長崎遊學。

  1858年受藩命到江戶(今東京),在築地開藩屬蘭學塾,任教師。1860年,隨幕府遣美使節團赴美訪問,深受西方資產階級近代文明影響。

  1861~1862年,隨幕府遣歐使節團曆訪法、英、德、俄、荷蘭、葡萄牙各國,廣增見聞。1867年再次赴美國訪問。

  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後,他將蘭學塾遷往東京芝新錢座,稱慶應義塾,從此專心從事教育和著述。1871年又將義塾遷至三田。積極宣導文明開化,宣揚愛國、報國思想,主張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反對西方列強的壓迫。

  1873年,他和森有禮等人創立明六社,出版《明六雜誌》,從事啟蒙活動。他的譯著《西洋情況》、《西洋旅行指南》等多是介紹西洋文化的啟蒙著作。此外,《勸學篇》和《文明論之概略》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1885年,在他創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脫亞論》,主張日本與歐美列強一起瓜分、宰割中國和朝鮮,進而爭霸亞洲與世界。他一生未入仕途,著書100餘種。晚年著有《福翁自傳》。

  福澤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貢獻在於為處於歷史轉折關頭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而這一認知基於福澤對世界文明發展規律的宏觀把握。福澤承認,在漫長的幕府時代,儒家文化對日本擺脫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準起了重要作用,但站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福澤又對儒家文化持一種嚴厲而鮮明的批判態度,他堅持認為,日本人的虛假落後的一面也正是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要實現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化,就必須擺脫儒家文明,學習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責任正在於挺身而出,肅清儒家文化對於日本現代化的束縛,傳播西方現代文明,從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

  與同代中國知識份子相比,福澤受儒家思想的束縛要小得多,本人也有意識地抵制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尖銳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學就是“事君。” 福澤指出,治與被治的,三綱五常的關係模式只是在特定條件下偶然形成的,並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與父母子女的關係相類比。孔子完全為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結果他的學說雖然代代相傳,但永遠只能基於治與被治的固定模式上,並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類知識的進步其實是獨立於儒學而發展的。儒生除了讀書破萬卷,做官,退休後發牢騷外一無所成。

  福澤在1870年代對儒家文化文化的鮮明批判遲到1910年代才由胡適和陳獨秀在中國進行,而這40年,恰恰是中國經歷了最多的苦難和屈辱的40年。或許,也正是在對待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態度上,我們可以找出中國知識份子與日本知識份子,康有為與福澤喻吉,中國文化心態與日本文化心態的根本分野,甚至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真正障礙。日本的現代化改革一開始就對儒教進行了全面清算,最終落腳於對西方價值觀的全面認同,而中國的改革卻始于對傳統的拼死捍衛,經歷了一個從技術變革,(洋務運動),制度改良(戊戌變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運動)的不斷試驗,失望,再試驗的深入過程,才艱難地走到挑戰儒學的道路上,思想領域的革命不幸落在所有改革的最後面。

  十九世紀中葉的西方對東亞社會的衝擊究竟意味著什麼?東方社會在擺脫危機的同時究竟要達到什麼目標?這場危機在中國和日本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心中引發的衝擊其實不是完全一樣的。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這首先是一場“中學”與“西學”的對抗,也就是說,是在同一個時間段上,兩個勢均力敵的文明的正面相逢和較量,是一種地理和種族意義上的對抗。中國知識份子本能地堅信這兩種文明各有利弊,並將西方文明簡約概括為“器物”而中國文明概括為道德禮義,而在中國人心中,後者站在一個更優越的地位上。對古老龐大的中國文化本體毫不猶豫的堅守是五四前的一代中國知識份子共有的心態,也是維繫中國人文化認同和民族自尊的手段。作為1890年代知識份子代表的康有為雖然主張在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進行西方式的社會改革,但在思想武器上上仍然需要回到儒學去尋找答案,需要首先證明孔子是改革者,並試圖把歷史發展放進一治一亂的舊有框子裏去,認為亂世始終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階段。在行動上,康有為則完全懷抱著傳統的“為帝王師”的思想,積極介入現實政治。嚴複指出了亡國滅種的巨大危機,但是並沒有說明中國究竟應當以何種狀態作為終極歸宿。

  與晚清中國知識界中西二元對立和中國本位思想不同,福澤喻吉從根本上否認了這種對立的根基。他從全球範圍文明史發展的角度出發,明確指出歐洲和美國是最高階的文明,中國,日本,土耳其並列算是半開發國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為不開化民族。歐洲文明是日本的未來前進方向。從而,歐美開發國家與亞洲半開發國家的衝突並不是地緣上的,平行和對等的衝突,而是歷史的,垂直的,先進與落後的衝突,是不對等的衝突。但是,福澤的進化觀點不但沒有使他陷入民族自卑和悲觀,也沒有把衝突看成絕對存在的,他相信,只要假以時日,所有文明形態都會逐步趨向較高階段,只要進行有效的多元吸收和轉化。既然所有民族的根本目標都是趨向同一個更高的文明,那麼日本人所感到的民族矛盾和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恐慌,失落和焦灼感也就不如中國人那樣巨大,因為對“文明”這一目標的追求最終超越了狹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大心理。然而,對於有著巨大的文化優越感同時又迷信二元對立的中國人來說,要承認自己是“半開化民族”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實上,從梁啟超一直到今天的知識份子,中國人對待西方文明始終持一種對立的,半信半疑的態度,隨時準備挑對方的毛病,這一點與日本的態度非常不相同。

  福澤進一步指出,文明進步的意義在於加強和增加人類的各種行為和需求,為人類欲望找到更多的出口,刺激人類精神和行動。重要的是,福澤在對文明的強調中,一直把實現文明和人類進步看作至為重要的,包括所有國家在內的人類活動的終極目標。他說,“唯一的標準就是推進文明是有益的,而阻礙文明是有害的。文明是一個大舞臺,制度,法律,商業,等等都是演員。”他把文明比作一個倉庫,一個大洋,包含了人類精神文化和物質文明,文明的實現最終意味著人類知識和道德的雙重完善。福澤由於著眼於全人類,早已超越了對日本文化本體的頑固堅持,也不熱衷於東西文化之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話語。福澤並不認為西方和日本在文化和利益上是對立的,而是認為雙方在趨向同一個目標,只是一先一後而已。不恰當的說,福澤的觀點類似於鄧小平提出的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和增強綜合國力的標準。二者都試圖在追求一個更帶根本性和普遍性的目標的同時排除了對當下細節的性質的爭論。而在中國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中,由於中國人缺少對超越分歧的人類普遍價值的認同,更多感到的是雙方衝突,對立和威脅。

  作為“文明”的政治內容,民權,平等,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制衡,也就是今天的學界反復論述的“國家”與“社會” 關係,成為福澤關注的中心內容。福澤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應當知道究竟是政府為人民存在還是人民為政府存在。”而正是這個根本問題困擾了中國人幾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沒有得到清晰的回答。在論述西方文明史的時候,福澤著重強調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容許人類精神自由上的意義,福澤還強調歐洲的文明進步是王權,民權,貴族三方角力和制衡的結果,民權由於和王權結合與貴族鬥爭,因而獲得較大發展。同時,以英國為代表,個體家庭通過工商業發展累積了財富,獲得了與國家對抗的物質力量,最終促成了基於自由民權理念的英國憲政定型。福澤的又一項重要思想成果,是看到自由城市,工商業和中產階級--也就是今天中西方學界仍在興致勃勃討論著的“公眾空間”--興起的深刻政治意義在於民眾獲得與政權抗衡的物質條件。這一認識可以說把同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遠遠甩在後面。改良主義思想家鄭觀應雖然也已經注意到民間經濟力量的勃興,但卻不是從抗衡皇權而是從對內維護皇權和對外爭取國家富強的角度認識的。民與君的對等和制衡畢竟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難以企及的思想高度。

  作為東方人,福澤喻吉同樣地面臨著對西方文明批判吸收的問題。他並沒有無條件地崇拜西方,也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局限性,但是他以理性和務實的態度指出,我們固然也不能滿意西方文明目前所達到的水準,但如果我們拒絕它的話,還能找到其他的標準嗎?並且,文明是動態的,發展的,即便西方也只能說是達到了人類智慧在當前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針對伴隨西方文明而來的傲慢和殘酷的征服,福澤沒有從道德主義的角度進行譴責,仍是從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指出,傲慢和殘酷不過是富強的副產品,最終可以通過人類理性克服。在這一點上,福澤的思想再次與中國思想家形成對比。在中國,不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是李大釗,都沒有將西方文明發展中出現的負面問題如貧困和剝削,殖民主義看成是人類文明可能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是無一例外地看成西方文明特有的罪惡。很多中國思想家都從道德主義和完美主義的角度出發,在中國的資本主義文明遠未充分發展的時候,就急於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提出道義上的批判,大喊西方物質文明破產,幻想中國可以以某種途徑一舉超越這些弊病。

  另一方面,福澤又認為,文明雖然是人類的唯一目標,但其路徑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體到政治制度的選擇上,福澤的原則是必須保障民權和社會相對於國家的獨立和制衡,而對具體的政體形式,他並沒有非常明確的主張。他認為政治形式僅僅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因素。他說,“假如有利於國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國的民主政府比中國的君主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卻比不上英國的君主制。”他在於1899年初版的《自傳》中富有遠見地認為,中國要走向文明,必須推翻清政府,否則,再來壹佰個李鴻章也無濟於事,這事實上預言了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在中國的環境下的合理性。這樣,他超越了中國社會自身對在君主制和共和制問題上的激烈論辯。假如按照福澤的思路,中國的知識份子應當思考的是:在虛君共和制度下,是否有利於中國實現獨立,又實現平等,民權等現代文明理念,還是共和制更好?而不是糾纏於兩種制度本身的名義問題。這裏仍然體現出福澤的思維方式更加偏重問題的實質和根本目標,而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知識份子更關注“名”,而不是“實。” 根本上,日本的精英們更多關注的是走出去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問題,而中國精英考慮的,是如何為中國自身尋求一個孔教崩潰後的替代性意識形態(即種種“主義”)並使之中國化的問題。前者顯然比後者有更多的全球眼光。同時,救國與富強的迫切要求也阻礙了中國人追求更終極的普世價值觀,從而把文化思想領域的革命和構建新文明的嚴肅任務異化為一場為挽救危亡尋找一種速效藥的倉促行動。

  如果認為福澤的文明論是一種全盤的世界主義的觀念,也是一種誤解。事實上,福澤本質上是一個深切關注日本民族獨立和富強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關注方式和中國民族主義者的關注有很大的不同。由於前述的文明階段論,福澤首先從理智上認為先進文明征服落後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這顯然違背中國人通常的道德觀)並且完全承認日本自身的相對落後性,這樣,他對於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實並沒有太強烈的屈辱情緒,也不認為排外是解決民族獨立問題的方式。福澤關注的是,如何調動日本國內的積極然而非暴力的力量來爭取獨立,例如,宗教或許可以成為一種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勵工商業發展,國內就可以實現富強。福澤高度評價商業和貿易的價值,指出商貿是與人類智慧相聯繫的,貿易是一種公平的交換關係,而戰爭是延伸一個獨立政府權力的手段。在這一點上,福澤不再僅僅抽象談論文明發展規律,而是深入具體地探討了日本在現代國際經濟關係中的位置問題。他指出,西方國家的財富來源於大規模機器生產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動和海外投資,而日本必須面對現實,加入到與西方國家爭奪利潤的角逐中。福澤對國家間的競爭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指出,在國際關係中每個國家維護自己的私利是無法消除的,日本也必須在國際交往中堅持自己的利益。福澤堅決反對不負責任的排外思潮和行為。他認為,日本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獨立,但實現國家獨立的唯一途徑就是全民族達到現代文明。由此,福澤喻吉將日本的民族獨立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普世價值結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獨立又要走向現代的方向,並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體。福澤喻吉沒有象後來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樣,把啟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戰爭)人為地分割開來,並最終以“救亡”為名犧牲了對民主人權和文明的追求。

  福澤對中日兩國文化形態的區別的分析或許可以解釋他的思想與中國思想界的差異。他指出中國在秦始皇統一之前思維活躍,充滿自由精神和多元表達。但是,大一統之後中國的專制制度使得政權與意識形態的闡釋權集中于一體,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單一的神權統治,而在日本,政治權力和神權並沒有結合在一起,掌握政權的幕府將軍並不象中國皇帝一樣代表道德的最高典範,不需要人們在精神上頂禮膜拜。在分離的軍政權力和神學權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髮出第三種力量,即獨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領域原本比中國人來的豐富活潑,因而也比中國人更易於接受西方文明。從這一點,也可以理解福澤的文明論的提出,在日本的環境下,的確比在中國要容易。正因為日本政府和天皇並不執掌意識形態的大權,所以並不會在意一個學者把日本說成是不開化國家,而中國的皇權和官僚又負有捍衛意識形態的重任,不會容許辱沒天朝大國的體面。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五四的文化幹將也絕不可能大肆攻擊孔家店。

  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現代化轉化已經結束,步入了世界最先進國家的行列。現在的中國卻仍然處在現代化轉型的漫長過程中,對西方文明仍然欲迎還拒。通過對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喻吉人格和思想的分析,我們仿佛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排除中日兩國歷史文化背景社會條件的不同,代表思想前沿的兩國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與深度,思維方式乃至人格個性的確都存在著很大差異,在對文化衝突的實質,儒家文化的價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等根本問題的看法上,福澤喻吉都大致領先中國思想家四,五十年,而後者受到的傳統思維束縛和自身人格缺陷的制約要嚴重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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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思雲:讀《脫亞論》有感

  (之一)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在中國廣為人知,在中國對《脫亞論》的主流看法是持批判態度的,認為福澤諭吉的主張是“對亞洲鄰國持輕蔑態度,主張模仿歐美列強侵略亞洲鄰國。”但是一般人多半是看到《脫亞論》的隻言片語,看過《脫亞論》全文的人似乎並不多。因此在這裏我特意把《脫亞論》的全文翻譯出來,供有興趣的人參考。

  在翻譯《脫亞論》的過程中,不得不查閱不少資料,因此這也成為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我讀完《脫亞論》全文的第一個感覺是: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誤解了福澤諭吉。首先,所謂福澤諭吉“對亞洲鄰國持輕蔑態度”,這個看法本身就很有問題。為什麼這麼說?我們首先看一看福澤諭吉寫《脫亞論》的背景。

  福澤諭吉的這篇《脫亞論》寫於1885年,當時這篇文章並無題目,是作為《時事新報》(現在日本《產經新聞》的前身)的社論發表的,《脫亞論》這個題目是後人出版福澤諭吉的著作時加上去的。福澤諭吉為什麼想起來寫這篇文章呢?原來那時在日本輿論界展開了一場思想爭論:日本應該怎樣與中國和朝鮮這兩個鄰國打交道?

  歷史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冊封與朝貢關係,也可以說是另外一種不平等關係。1853年,美國炮艦侵入長崎,迫使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日美和親條約》。此後英、俄、法等國接踵而來,強迫日本簽訂類似條約,其遭遇與中國非常類似。日本被迫“開國”後,有識之士提出學習西洋的強國之術,自強保國,1868年的明治維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起的。

  由於當時中國和日本、朝鮮同樣被西洋列強侵略,都面臨亡國滅族的危險,因此中日韓三國在“抵抗”西洋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在這個背景下,日本有人提出“興亞論”(後來又被稱為“大亞細亞主義”),代表人物有日本當時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勝海舟、植木枝盛、大井憲太郎、樽井藤吉等。“興亞論”認為日本與亞洲是唇亡齒寒的關係,日本的鄰國一旦亡國,日本也會遭殃。所以他們提出喚醒亞洲(主要指中國和朝鮮),日本與中國和朝鮮結成同盟國,日中韓相互提攜,共同抵抗西洋列強,這是日本的最善國策。

  中國也同樣產生過類似的亞洲聯合起來抵抗西洋侵略的思想,比如梁啟超的“亞粹主義”,章太炎的“亞洲和親主義”,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等。這個“興亞論”後來又變成亞洲在日本領導下,共同抗擊西洋列強的理論,比如“大東亞共榮圈”、“東亞新秩序”等。不過1880年代的“興亞論”,還是主張日本以平等的關係與中國和朝鮮結盟抗擊西洋,因為那時日本的國力還很弱,比起當時的大清國還有相當的差距。

  對於這種“興亞論”,福澤諭吉提出相反的思想理論,即“脫亞論”。針對“興亞論”喚醒亞洲、共同對抗西洋侵略的設想,福澤反論說:中國和朝鮮死守陳規舊套,不思改進,不願革新,所以日本不應該對中國和朝鮮的醒覺抱有希望(當然他也指出如果中國和朝鮮國內出現有識之士,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維新,將另當別論)。福澤指出:陳腐守舊的中國和朝鮮,不但對日本毫無幫助,反而因為他們落後腐敗的“壞名聲”,會讓西洋人誤認為日本也是同樣的落後腐敗。因此他主張日本不要再猶豫,應該拒絕與中國和朝鮮這兩個不文明國家(“壞朋友”)繼續交往,而與歐洲的文明國家交往。

  福澤指出中國和朝鮮這兩個國家沒有前途希望的關鍵是:中國和朝鮮對西洋文明採取被動的抗拒態度,中國和朝鮮想把自己置身于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獨特文明。而維新後的日本對西洋文明採取主動接納的態度,把自己也投身于西洋文明之中,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福澤認為中國和朝鮮對西洋文明的抗拒不可能成功,因為西洋文明有像“麻疹”那樣的傳染性,對西洋文明抗拒的結果就是亡國,國土被西洋列強瓜分。後來的歷史證明了福澤諭吉對中國和朝鮮的預見。要不是後來西洋列強改變了殖民主義思想,中國被列強瓜分幾乎是肯定的。

  讀了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我不由產生一種想法:中國在近代遭受的各種苦難淩辱,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選擇”的。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才開始意識到“對外開放”的重要性,才開始主動加入和參與西方文明圈,按照現在中國時髦的話叫做“與世界接軌”。中國的對外開放才搞了20多年,中國經濟就取得了如此驚人的發展。現在中國人才自己體會到當年日本那樣高速發展的秘訣,不過就是“對外開放”四個字。

  其實日本人並沒有隱瞞自己富國強兵的秘訣,早在120年前日本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就指出中國落後的結症就是拒絕西方文明,拒絕對外開放。可惜中國人直到100年後,才明白與西洋文明同呼吸共命運、共同品嘗文明之苦樂的重要性。假如中國在100多年前就開始搞對外開放,及早與世界接軌,那麼近代中國肯定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中國近代史就不會是充滿屈辱和創傷的悲慘歷史。所以我說:中國在近代遭受的各種苦難淩辱,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選擇”的。

  如果評論一下日本當時的“興亞論”和“脫亞論”哪個更正確,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還是“脫亞論”更正確一些,事實上日本政府也是選用了脫亞入歐的發展方針。設想假如當年日本政府選用“興亞論”,等待中國、朝鮮的覺醒和自強,和中國、朝鮮站在一個戰壕裏,日本會有今天的發展嗎?福澤諭吉的“脫亞論”,的確是極具遠見的。

  難怪現在福澤諭吉的頭像印在日本最大面額的鈔票上,而他的反對派卻鮮為人知。對於日本人來說,日本有今天的發展,他是最值得感謝的人之一。


  (之二)

  中國近代史概括為兩個字就是“反抗”。“抗英”、“抗日”、“抗美”;“反帝”、“反修”、現在還有“反日”,總而言之,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與外國抗爭的歷史,中國人近代以來一直懷著一種“仇外”心態。

  說到“仇外”,當然有道理,中國被洋人侵略,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等等,都是中國“仇外”的理由。但同樣是遭受侵略、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日本,為什麼卻沒有同樣地“仇外”,相反,日本卻還要和侵略壓迫自己的西歐列強“交朋友”。在這裏,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很好地說明了日本對於西洋人的看法。

  正如福澤諭吉所說:“如果試圖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國的獨立也不能保證,因為世界文明的喧鬧,不允許一個東洋孤島在此獨睡。”他早在100多年前就看到西洋文明是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試圖阻擋或者躲避這股潮流是愚蠢的,而自己也積極搭乘這股潮流才是明智之策。

  中國對於西洋文明的潮流,一直採取對抗的姿態,從“以夷制夷”,“中體西用”,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是試圖把外國人趕走,或者把外國人拒之門外,總之就是“排外”兩個字。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儘管一直在學習西方,但中國學西方的目的,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用西方文明的槍炮來把西方人抗拒在國門之外,中國自己並不想加入西方文明圈。這和日本學習西方是為了“入歐”,加入西方文明圈的想法,從根本上就不同。

  中國歡迎外國人來中國,歡迎外國人來投資開工廠,那是最近20年的事,中國一直到現在才改變了“排外”的心態。以前中國總對外國人不信任,總覺得外國人來中國一定是“不懷好意”、“不安好心”,所以千方百計要把外國人趕走,以為趕走了外國人,中國人就“站起來”了,中國人就無比幸福了。1949年以後中共趕走了除了蘇聯以外的所有西方人,到1960年以後又把蘇聯人也趕走了。在文革時期,中國幾乎是一個洋鬼子都沒有了,現實了老佛爺、義和團等多年的奮鬥目標,徹底趕走了所有的外國人。

  可是中國卻驚訝地發現,趕走外國人,把自己隔絕于西洋文明之外,並沒有給中國人帶來幸福,反而給中國帶來了災難。所以在文革之後,中國人痛定思痛,不再排外了,這次中國不但不趕外國人,反而來了個180度大轉彎,開始請外國人到中國來了,真可謂“既知今日,何必當初”呢?福澤諭吉早在100多年前就批評中國:“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樣流行的文明開化時,支、韓兩國違背傳染的天然規律,為了躲避傳染,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裏,閉塞空氣的流通。”中國人直到100年後的今天,用自己的親身體驗體會到“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裏,閉塞空氣的流通”的痛苦之後,才明白“抗拒西洋文明是愚蠢的”這個道理。

  上次我說了,如果中國早在100年前,認真讀一讀福澤諭吉的文章,早在100年前對外開放,早在100年前主動請外國人來中國,中國會是今天這樣的命運嗎?現在常聽到中國人說“改革開放”的政策好,可是100年前提出“對外開放”的人,一定要被批為漢奸了。現在中國的奮鬥目標是: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如果中國提早100年搞改革開放,現在中國肯定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以上吧。

  當然中國人的“仇外”心裏還沒有完全脫卻,現在有人說“外國好”,大致還是要被罵為“漢奸”的。


  (之三)

  現在中國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日本明治維新後積極向西方學習,而當時的滿清政府頑固守舊,不肯向西方學習,這是近代中國落後的結症。如果認真談起來,這個觀點只說對了一半。當年滿清政府向西方學習還是抱著相當積極的態度,洋務運動就是明顯的例子。

  當初中國人認為中國敗給西方列強,只是因為兵器不夠精良,中國的國家體制並沒有問題,這就是“軍事救國論”,也稱洋務運動。李鴻章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李鴻章總理衙門函,同治三年)。

  洋務運動是在“軍事救國論”的基礎上,試圖學習西洋的軍事技術實現自強的嘗試。中國搞洋務運動開始比日本早,規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鴻章在上海購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購買了兩家英美的機器廠,成立江南機器廠。清廷指定用上海關稅的二成(約白銀60多萬兩)作為其常年經費。這個廠以生產槍炮、子彈為主,兼修船艦,並附有翻譯館。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建福州船政局和馬尾船廠,由福建海關稅收的四成結款內撥付。1869年1月10日,馬尾船廠製造的第一艘輪船下水。北洋、南洋、廣東、福建水師的88艘軍艦中,有30艘出自馬尾船廠。馬尾船廠造的排水量1560噸“揚武”號戰艦,還參加了後來的甲午海戰。

  考慮到日本1868年才開始搞明治維新,中國洋務派學習西洋軍事技術的自強運動是先於日本的。當時中國辦現代化海軍也是竭盡全力,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海軍有軍艦數量24艘,其中3000噸級戰艦3艘,2000噸級戰艦3艘,總噸位3萬多噸。相比之下,當時中國北洋海軍有軍艦數量18艘,7000噸級2艘,2000噸級5艘,總噸位3萬多噸。從軍艦的品質水準來看,中國超過日本一籌。特別是2艘7000噸級定遠艦、鎮遠艦居當時亞洲第一。

  中國在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軍事強國的洋務運動徹底失敗,人們認為日本打敗中國就是因為採用了西洋式的國家體制,於是“體制救國論”,即改革國家體制來實現富國強兵的論調高漲,終於發生了戊戌變法。儘管戊戌變法失敗了,但清廷1901年以後實行的“新政”,基本上採用了戊戌變法的思路,對國家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但是中國還是沒有像日本那樣實現富國強兵,為什麼呢?

  應該說在中日甲午戰爭前的30年間,中國和日本都在積極向西方學習,都積極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但是兩國學習西方的動機卻完全不同。

  日本學習西方是放棄以前日本的舊文明,全面引進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謂的全盤西化。中國學習西方的目的,卻是為了保存中國的中華文明,中國富國強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國建成一個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壘。中國一方面要引進和學習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堅持中國以前的舊的中華文明,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鄭觀應在《盛世危言》(1893年)所說:“西人立國,育才于學堂,論證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以足恃歟?”

  讀福澤諭吉《脫亞論》,讓我感到震動的就是當時日本對西洋文明的接納,而不是抵制。福澤諭吉《脫亞論》的中心思想也是讓大家接納西洋的先進文明。可是直到今天,中國對西洋文明還是抱著抵制的態度。中國今天的自強思路,也還是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思路,堅持在中華文明的基礎上,學習西洋文明。

  日本學習西洋文明,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國學習西洋文明,卻是一種權宜之策,或者是一個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堅持中華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從西洋文化中割裂開來,只學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謂“中體西用”,用中華思想來運作西洋的政治體制,必然很難搞好。

  中國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實現“現代化”,我以為其中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我們一直用中華思想來運作西方文明的東西。


延伸閱讀:

  1. 非典型紀行─北海道2008(23)脫亞入歐、脫中入日@木菟咖啡 台北縣瑞芳鎮金瓜石黃金博物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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